书院与清末民初南通教育的转型

南通大学文学院 徐静玉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的名称始见于唐朝，真正授徒育人的书院，始于五代之白鹿洞书院。此后，书院随宋明理学之发展兴盛于宋、元、明三代，又终因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清末走向衰落，前后历千余年。关于近代江苏书院的变迁，笔者数年前曾撰文探讨^[1]，但对南通地区书院着墨不多。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于江苏书院的研究，同时也试图推动对于江苏近代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

一

江苏地处东南文化重心，自宋元后人才蔚起，向有人文渊薮之称，书院极为繁盛。南通虽僻处江海，自古亦人文荟萃，书院颇为繁盛。就清代而言，“南通有书院14所，多数是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后创办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通州的紫琅书院、文正书院，如皋县的安定书院及海门厅的师山书院”^[2]。

自北宋至清代，书院时兴时废。一般地说，书院“目的在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是理学家或学者的讲学之所”^[3]。但自元以后，书院就出现了官学化倾向，与科举制度的联系日益紧密。清初，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了抑制政策，“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4]。直至雍正年间，清政府才以“屏去浮嚣”^[5]为宗旨，下令在各省城设立书院，书院山长由各省督抚学臣聘请，私立书院也须申报官厅查核。据刘少雪统计，清代由各级官员或官方指示下办的书院，在书院总体数量上占到四分之三以上的比例（76．6％）^[6]。而且，清政府明确规定：“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立，或地方官拨公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复。”^[7]官方兴办辅以申报制度，加之山长由地方官员选聘，使书院的创办与管理均被纳入各级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中。由此，清代书院被纳入了官学化的轨道。

在此背景之下，南通书院多为地方官员出资兴办。如紫琅书院在治北盐义仓后，乾隆十年知州董权文建，同治十一年知州梁悦馨重修。文正书院在石港场，旧名至圣书院。康熙三年运判杨鹤年修，咸丰六年运判沈炳重修。东渐书院在四甲镇，同治七年知州梁悦馨建。^[8]如皋安定书院，建于道光元年，直至清光绪二十九年停办，存在共达82年之久。^[9]海门师山书院“在学宫之右，嘉庆十四年同知刘平骄建”^[10]。海安明道书院，“乾隆四十年监生程旭捐资创建，四十五年（1780年）改为书院”，“生童内外附课各十二名”。另外，守正书院在角斜场中街，光绪十四年场大使唐如峒筹款建立。^[11]

书院的官学化，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书院自由讲学，钻研学问的精神。清代书院逐渐演变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工作重心由讲学转向考课，且多数书院以课制艺为主。“乾隆十年礼部议准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内虽有经史治术留心讲贯，余功可及对偶声律之学，并论策表判酌量兼试等语，但仍属具文。”^[12]这类书院除为士子提供准备科举考试的便利之外，并不授徒育人，已部分失去书院的教育功能，腐败黑暗之象日甚一日。清代南通“书院仍保有讲学惯例，但多数向考课转化。每月在书院读书的生员及未入学的童生均需参加考课（考试），考课有官课及师课两种，官课由州、厅、县主官主持，师课由书院山长主持。每月官课一次。课（考）卷由官、师评定。生卷分超等、特等、一等；童卷分上取、中取、次取。考试名列前茅者可获奖励。”^[13]可以说，“书院教学目标与内容都与科举直接有关，是读书人做官的阶梯”^[14]。

黑暗中稍放一线光明者，为乾嘉以后出现的专课经古的书院。这类书院本为挽救制艺书院的积弊而设，最著名者为浙江的诂经精舍和广东的学海堂，均为阮元所创办。这类书院多为汉学家主持，以“朴学”教授学生，不课八股文，而以经史为主，并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科。^[15]江苏学人素重朴学，江苏书院虽无以专课经古而闻名于世者，却存在绵绵不绝的经古传统。降至晚清，江苏书院一度毁于战火，直至同光年间才陆续兴复。经世思潮激荡之下，兴复后的书院呈现出鲜明的经古倾向。江宁惜阴书院、苏州正谊书院等，均为专课经古之书院。光绪年间创建的南菁书院等专课经古的书院，更进一步扭转了制艺书院占据上风的传统格局。在专课经古书院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越来越多原先专课制艺的书院纷纷添加经古课程。在此潮流之中，南通书院也不甘落后。海门师山书院原以课制艺为主，此时在师课中“兼试经解、古学，曰小课。生童额各十名，但给奖赏，无膏火”^[16]。以此为契机，江苏书院出现了新学化的倾向，书院课艺和札记的内容除经史之外，涉及时事、军事、水利、天文、地理、算学等各方面的现实内容；书院课程增加了西学及时务课程；书院藏书中亦增添了大量西学书籍。^[17]

与江宁、苏州、江阴等地书院相比，南通本地书院的新学化程度不高。但是，通过投考或肄业于江宁、江阴等地书院，南通地区学人亦受到了新学化书院的影响。如张謇在江宁孙云锦幕期间，就广泛投考钟山、惜阴、凤池等书院，颇为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惜阴书院山长薛时雨赞赏。1874年5月10日，张謇“往钟山书院看榜，被山长李联琇取为第一名”。几日后，张謇往访李联琇，两人“谈通海事良久”。李告以张投考惜阴书院，亦已被山长薛时雨取为第一名。此后，张謇日记中时常出现与李联琇畅谈的记录。两日后，张謇往访薛时雨。此前张謇已闻薛时雨对自己“逢人延问矣”。相见之下，薛时雨果然对张謇礼遇有加。在此期间，张謇还曾拜访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古文大师张裕钊，从张学古文法。^[18]此外，经学政推荐，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的南通学人为数众多。他们经书院之陶冶造就，大多学有专长，为南通乃至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者不乏其人。

然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之下，旧式教育自身的缓慢变革，难以迅速培养社会急需的大量人才。新学化书院所占比例偏小，无法改变书院整体上日趋腐败的大趋势；新学课程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无力承担全面推广新学的重任；加之书院的办学模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迅速培养大量人才。^[19]甲午战后，书院改章的呼声日趋高涨。朝野间对于“开学堂，育人才”很快形成共识，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源远流长的书院。当时，出现了三种颇有差异的选择：一、整顿书院，增加西学课程；二、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求实学的新式书院或学堂；三、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取消书院，以便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新教育，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观应最早提出，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人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谕令，通行全国。^[20]书院改办学堂遂成为大势所趋。

二

书院改办学堂几经反复，步履蹒跚。戊戌变法前，顺应此起彼伏的改革呼声，江苏部分书院进行了改办学堂的大胆尝试。光绪廿四年（1897年）四月，担任金陵文正书院山长的张謇，在原试制艺律赋的金陵文正书院创办了西学堂，招收举贡生监在堂学习汉文、英文、翻译、算学。虽然所收资格仍以举贡生监为准，甄别以定班次，并备有日记册功过簿，^[21]从管理模式看袭书院之旧，就研习内容而言属新学则无疑议。

戊戌变法中，光绪帝发布上谕，命各地“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22]。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奏请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并改为府县各学堂”^[23]。随后，各地书院亦相继筹备改办学堂。

未几，变法失败，清政府下令：“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24]各地议而未改之学堂因之停顿。对江苏而言幸运的是，刘坤一大胆上书清廷，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吁请饬令“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25]。同时，刘坤一要求所辖江南地区各书院保留原有的西学课程。因而，江苏的部分学堂得以保留下来，并有所发展，如文正书院西学堂。由于原定章程积久生弊，张謇为此还于次年重新为学堂拟定了章程。^[26]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新政，兴学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1901年9月，清政府下诏兴学：“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7]由此，书院改办学堂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展开。南通各地书院亦遵令而陆续改办学堂。其中，最早改办学堂者为海门师山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拔贡龚世清、附生姜青照以师山书院改中西中学堂”^[28]。亦有资料称，师山书院当时改办为“中西学堂”^[29]。不论师山书院改办为小学或中学，其率先改办当无疑议。此后，各地书院相继改办。次年，张詧、张謇、范当世等倡议设立通州公立高等小学，以紫琅书院旧址及天宁寺北侧地兴建校舍，二十九年八月开工，三十一年春学校开学，定名为通州公立高等小学校，孙宝书为总理（校长）。^[30]另外，海安凤山书院改建为凤山初高两等小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州侯绍瀛捐廉1400元照会廪生刘震甲、陆燕昌，会同增生夏云峰、候选县丞陆庠等改建，三十年落成。初为蒙小学堂，三十一年冬改两等。^[31]

但是，由于科举制度尚未废除，各地仍残留一些书院。1905年，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与之相关联的书院彻底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新式学堂才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季，如皋安定书院改为安定小学堂，沙元炳兼任堂长。次年，书院附设的蒙童学塾改为蒙学堂。后来蒙学堂并入，改名为安定两等小学堂，历经变更名称，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安定小学。^[32]另据记载，当时兴建一幢二层的教室楼，计有教室8个，班级5个，共有师生181人，内教职员10人。^[33]此外，守正书院亦于宣统年间改设小学堂。^[34]东渐书院亦改办学堂，时间不详。^[35]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相继颁布了“壬子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以及一系列教育法令，进一步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清末尚未改办的书院相继改建学堂。比如，海安的明道书院于壬子年（1912）改建为明道小学，^[36]海门师山书院改建海门中学。而且，经民国初年之发展，从书院脱胎而来的学校，逐渐成为各地普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并从中涌现出一批名校。

江苏省海门中学的前身是师山书院。私立海门中学于1916年在当时教育部注册，成为最早备案的私立完全中学之一。时民国教育总长、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亲题“海门中学校”校匾。20世纪20年代，海门中学的校训是“不弄玄虚，不翻花样，辛苦干从头，看有什么成绩；也当徒弟，也算老师，呼应成一气，勉之这种精神”。反应出严谨的校风与深厚的底蕴。建国后，海门中学先后成为江苏省首批重点中学（1954年），江苏省首批教改试点中学（1961年），江苏省首批恢复的重点中学（1978年），江苏省首批验收合格的重点中学（1992年），江苏省首批国家示范性普通高中（1998年），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2003年）。

南通市实验小学前身为紫琅书院。^[37]学校先后历经通州公立第一高等小学、江苏省公立南通小学、城北小学、南通专区实验小学，学校现为江苏省名小学、江苏省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南通市模范学校、少先队全国优秀红旗大队。20世纪初建校不久，学校便引领新潮，设置了外语、生物、体育等新课程。有一则佳话流传至今：那些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先生不知体育课为何物，就“引进人才”，高薪聘请了一名日本教师。但那日本教师不会说中国话，初时上课只好举着“立正”、“稍息”、“齐步走”的牌子。牌子出手，如令旗一挥，学生就依令而行。日本教师手忙脚乱，错举牌子的事也时有发生，学生便乱作一团。此事虽然可笑，但从中也可知道学校敢为人先上“新课”的故事。1930年代学校已提倡教师上课讲普通话，甚至还开了外语课，当时能开外语课的小学寥若晨星。^[38]

如皋县安定小学，由安定书院改办，1905年，改称城市第一两等学堂。民国五年（1916年）才正式更名为安定学堂。这时的校长是贾兴和姜佐周。学校有所发展，班级7个，共有师生217人，内教职员12人。到了民国十四年(1923年)才正式建名为如皋县立安定小学。校长了定一。班级8个，师生共有260人，内教职员17人。^[39]1925年始称如皋县安定小学。建国后，仍称安定小学。1953年县政府文教科确定该校为实验小学。^[40]

海安县海陵小学（实验小学）前身为凤山书院。1920年代，海安属于泰县（今泰州市），凤山高小为其所属地区的四所高小之一。从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十五年（1926），凤山高小共有十一届毕业生。海安凤山高小，教师中“教英语、数算、理化、自然课程的，多为扬州五师、南通一代师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教学设备也较完备，“如物理、化学的实验仪器设备；各类生物标本、模型；图表、墙画等”。“体育方面有足球、篮球、哑铃以及田径体操运动上用的器械和设施，还有供军训用的木制步枪和铜鼓、铜号等”^[41]。1916年凤山高小师生合作的泥塑“凤山模型”曾被选送巴拿马国际赛会展览，并获得奖状。1932年，高级部亦自文昌楼迁至城内永兴庵，学校改名泰县第四模范小学，1936年改名海安模范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为海安县实验小学。1981年，恢复海安县实验小学，为全省首批公布的95所实验小学之一。^[42]

海安县明道小学，由“明道书院”书院改办。承载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依托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当地拥有良好声誉，1992年被列为江苏省名小学，2001年学校升格为江苏省实验小学。^[43]

书院改办学堂一览表

诚然，南通书院数量本就有限，由书院改办的学堂在整个南通的新式教育体系中所占份额有限。但是，书院对南通新式教育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

首先，书院公产为南通新式教育的兴办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经费。

南通新式教育兴办之初，经费问题是一大难题。清末兴办新式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公款公产，二是杂捐，三是学生缴纳的经费，四是私人投入。在这四项来源当中，杂捐和学生缴纳的经费是逐年收缴的，私人投入则不够稳定。因而，新式教育开办之初，首要稳定经费来源是公款公产。书院公产即为公款公产的重要部分。清末科举停办时，紫琅书院有公产学田1146.3亩，年租3479.275元，另有公款9998.57元存钱庄生息，东渐书院有公产学田161亩，年租有221元，文正书院有公产学田160亩，年租有230余元。^[44]另外，海门师山书院得捐赠沙田190.5万余步，沙田岁租收入为办学经费。^[45]这些书院公产公款均被作为教育经费。

当时的做法主要是由州署将公款分别拨给公立学校，让学校收取租息以充经费。比如：通州公立高等小学除得到州乡会费公款13，710外，就得到存钱庄生息的紫琅书院全部公款和全部公产（宣统三年拨出登瀛沙田6127亩），另有义渡公产田464.1亩和专助其校的公产田194.8亩，这些租息收入供学校的开办费和经费。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开办时，得到通州和静海乡会费存典生息的公款共15，310元，得到乡会费公产田337.5亩，得到专助其校的公产田195.9亩。宣统三年（1911），还从原紫琅书院公产中取得登瀛沙田6127亩。东渐书院原有的公产田归了通州劝学所，成了劝学所掌握的教育经费。^[46]

此外，海安明道书院有屋舍29间，学田中有熟田375亩，草田400余亩，岁入租银270两。^[47]至改办学堂时，除书院基址外，尚有熟田240亩，草田317亩。正是以此为基础，明道小学才得以“多方整理，重建讲堂三间”，初具规模。无怪乎时人慨叹：“无两先生慨捐巨产于畴曩，则今日之艰巨缔造更有不知何若者。”^[48]

民国初年，南通县将清末拨交和专助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和通州公立高等小学的公产公款收回，连同原劝学所直接掌握的公产，取其息金以充县教育经费，共有公产田13，281.025亩，公款39，018.57元。直至民国十四年，除登瀛公产田6172亩已拨出不计外，南通县教育局继续从这些公产公款中取得教育经费，还增添了一些原公立学校的校田和新报领的沙田等共有公产田12，830亩。另将一些公立学校自设的公款收县统管，又设立教育基金，诸项相加，共有公款73，779元。这笔教育经费，虽逐渐呈减少趋势，折耗甚多，但仍维持至抗日战争时期，直至南通等县城为日军侵占，方名存实亡。^[49]

其次，新学化书院的肄业生为南通新式教育的创办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为突出者当推张謇，还有人们较少关注到的沙元炳、周家禄等人。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办实业是以教育为归旨的。如其所言：“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之教育人才。而秉政者既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50]面对国事日蹙的形势，张謇为中国开了两张方子，先办厂办垦，“渐渐有了成效以后，就该换一张方子，着重在培植元气，贯输知识，这就是最后一个目的，教育事业”。1902年张謇力排众议，集“历存未支股东所许之俸给，而计其岁息，得银二万元，更合其叔兄詧及其戚友所助”，^[51]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52]张謇所办的教育事业在民国后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纵的来说，有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横的来说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社会教育等”^[53]。此外，关于张謇的教育思想，乃至区分较细的高等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等等方面，学界均有大量论文、论著。学者们虽角度不同，观点各异，然均认为其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不拟就其教育思想多作阐述。

在南通，还有一位与张謇有着类似经历，亦沿着科举道路道路艰苦跋涉，最终得以金榜题名，却在登上仕途之际，改弦易辙另觅了一条振兴教育报效国家的新路的人。这就是如皋的沙元炳（1864—1926）。巧合的是，他和张謇同为甲午恩科进士。沙元炳对南通新式教育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创办了和主持了如皋师范学校、乙种商业学校等新式学校，开风气之先。其中，如皋师范学校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初名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如皋县立师范学校。^[54]沙元炳“以‘贵全’为教育宗旨，立‘沈笃醇和’为一代学风”。师范学校的创建为“本地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如皋县立师范学校，解放前47年，毕业生共3203人，为如皋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皋县以及相邻各县的大部分小学教员和部分中学教员，均曾受业于如皋师范。如皋师范的早期校友，有的出国留学，如刘之洵、邹士冕等游学日木，深得日本知名教授的称赞；有的成为专家学者，如北京大学的教授范用余等。^[55]

此外，与张謇、范当世、朱铭盘并号“江淮四才子”的周家禄（1846—1909），也在兴学方面有所建树。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家禄与刘一山、茅乐山等联名呈准海门厅旌旗孝子费洪周。在川港镇建费孝子祠前，又联名请准就祠建书塾。周家禄“鉴于当时中国被列强包围，将与各国发生的交涉必然很多，唯有大量培养学贯中西的人才，方能收到应变济世之功”，手订《白华中西书塾条规》28条，其中明确规定：“本塾中西并授，要以中文为主，兼习历史、算数、舆地、图绘、体操。”^[56]周家禄还认为“西文既备译、使二才之用，即不应专主一国。现在经费支绌，姑先授英文，日后加授俄、日二文”^[57]。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白华中西书塾正式开办。1905年，白华中西书塾更名为私立白华初等小学校，改按初等小学体制办学。白华中西书塾为通州新式学校之肇始，创办时间更早于民立通州师范。因此《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一书中记载：“通有小学，始于川港白华书塾。”^[58]

第三，大批新学化书院的肄业生任教于新式学堂，并从中涌现出一批教育名家，有些人甚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占据一席之地，其中突出的有：白雅雨、崔朝庆、杨冰、徐昂等人。

1.爱国地理学家——白雅雨

白雅雨（1867—1912)名毓昆，字雅雨。清光绪十二年 (1886)，白雅雨以第一名得中秀才，例称州首，经主考官王先谦保荐，进入江阴南菁书院深造。白雅雨在南菁书院里，埋头奋发，研读百家、算术、天文、地理和史学等，各门均优。他逐渐认识到：“学问之途无穷，非专精一诣，不足以自树立而示来者，舆地之学为吾国固有的精粹，尤能兴起学者爱重国土之观念。”自此，他在南菁书院专心致志从事地学，开舆地学救国的先河。1899年—1900年，白雅雨就读于南洋公学师范院（见上海交通大学历史档案508—2—43卷），主攻史地。因白雅雨的基础好、功底厚实，加上进南洋公学院发愤用心，成绩优异，师生皆刮目相看。学校因白雅雨品学俱佳，择优录用，挑充教习，聘教于南洋附中。^[59]1908年，白雅雨任聘于北洋法政学堂。当时天津的地理教员奇缺，白雅雨还曾先后在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和客籍学堂等多处兼课。李大钊同志就是白雅雨在北洋法政学堂兼课时的受业生。^[60] 为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广招同志，共矢研求”，白雅雨还与张相文牵头组建地学会，“于是有结社讲演之议。宣言既出，应者纷来”。1908年9月28日，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一致推举张相文为会长，白雅雨为编辑部长。^[61]中国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组织（也被公认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前身），其成立时间虽然较西方为晚，但在亚洲则仅次于日本地理学会（1879年），是较早成立的理学会之一。学会建立后，很快与国际上的一些地学会建立了联系，开展了正常的学术活动，如1910年元月邀请德国学者德瑞克博士来津作学术演讲等。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1910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地学杂志》刊登的文章及地图等，是我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重要文献，代表了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我国近代地理学的成长过程。

2.近代数学家——崔朝庆

崔朝庆，字聘臣，江苏南通人，曾就学于南菁书院，专治数学。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光绪时，尝于京师大学堂南京高等学堂教授算学，负时名。”^[62]崔朝庆曾于1910年至1914年在公立中学（今南通中学）任教四年半。后曾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南通医学学校、英化学校、崇敬中学及南京大学院文化事业处任职。作为数学家，崔朝庆著述颇丰，著作达数十种，如《数学智珠》、《读代数术记》、《算理轴寄》等等，并有译著多种传世，如《代数字数及代数式四则》、《三角法三角形之性质及其解法》。^[63]更为重要的是，崔朝庆对于中国数学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是创办数学社团，二是创办数学杂志。

中国早期的数学社团出现于甲午之后，多为民间自发设立并初步具有专业性质与学术交流功能。目前已知的早期数学社团主要有：浙江瑞安学计馆、江苏泰兴的集贤讲舍、湖南的浏阳算学社、浙江的上虞算学堂、四川的成都算学馆等等。^[64]其中，孙诒让创设的瑞安学计馆、崔朝庆创设的集贤讲舍、谭嗣同创设的浏阳算学社，均创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从时间上看，难分先后。可以说，崔朝庆创办的集贤讲舍，应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中国最早的一批数学社团之列。崔朝庆在集贤讲舍“以算学教授邑中之隽，门下生徒数十人”，后“荟集平时课程文字，都为两卷，为集贤讲舍算学课艺”。今传《集贤讲舍算稿》、《集贤讲舍算稿续编》。算稿收录的算题多浅近易学，但涉及古代的百鸡术、大衍总数术，亦涉及平面几何、三角函数和虚根问题，兼顾中西数学，内容较为广泛。^[65]

以杂志为载体进行数学知识的传播也是数学教育近代化的反映。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数学杂志亦相继出现。崔朝庆创办的数学杂志为《数学杂志》（1912年）。《数学杂志》并非国内最早的数学期刊，现知最早的数学杂志为黄庆澄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算学报》。^[66]但是，《数学杂志》在数学界影响颇大，海内外学者纷纷购订，前后共出九厚册，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教育学会资助刊印，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特题字褒奖。^[67]崔朝庆曾明确指出创办杂志的目的：“期与海内诸畴人互换知识，以为我国科学进化之一助。”^[68]就《数学杂志》的内容来看，具有一定的水平。其中刊载较多的初等几何、初等代数、排列组合和数学史的文章。《海镜新题》、《古人喜用平方数》、《若干与几何之别》、《常用数字》、《九九》等文章收入著名数学家李俨的《三十七年来中算史论文目录》。^[69]

3.近代数学家——杨冰

杨冰（187l—1913），字冷仙，安丰场人。自幼博览群书，聪颖过人，名闻乡里。在南菁书院求学期间，杨冰师从数学家崔朝庆，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代数、几何和微积分，并悉心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名著《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数学功底日有所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杨冰应两江总督端方之邀，与之相会，评陈兴科学之要旨。后聘为江南师范学堂数学教习，旋受派赴日本考察学制，并应明治大学著名数学家长泽龟之助之邀讲学。回国后，杨冰先后执教于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江南优级师范学堂。^[70]杨冰对近代中国数学的贡献很大，尤其是他的论著《植树九行图》，备受后人赞誉。南大数学系教授周伯埙曾称赞他说：“冷仙先生系我国本世纪初有很深造谐的数学家，先生治学严谨，其学术思想与近代发展的综合数学，亦有若干暗合之处，七八十年前有此水平，诚属难得!”^[71]

4.国学名师——徐昂

徐昂（1877—1953），初字亦轩，后易字益修，别署休复，通州（今南通市区人）。22岁时以第一名入学，后由督学使者调入江阴南菁书院攻读。光绪三十四年起（1908）起，先后任教于通师、江阴南菁中学，省七中、南通女师和崇敬中学等学校，授国文、文字学等课程。民国十四年受聘为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民国十八年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徐昂为人随和平易，待人以诚，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教学生颇多知名之士，如魏建功、陆侃如、陈从周，蒋礼鸿请高校名教授及书画家王个簃，均是益修先生的入室弟子。^[72]教学工作以外，徐昂毕生致力于国学的研究。自1929年起，专著单行本陆续问世，1950年代初，汇集为《徐氏全书》出版。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当代国学界很高的评价。李诩灼（证刚）复王焕镳（原杭州大学教授）书谓“益修先生易学湛深，阐义精密，发明虞义，妙趣环生，愚心不敏，窃无间焉”；徐震（秩东）书“季刚极称先生之音学，谓用心甚细。此君平日多否少可，而独推许先生，以此知先生造诣之深，殆未可量”；杨树达书“先生坐镇东南，令人想望不已”；任矜萍书“吾公传易南通，为现代研究汉学的泰斗”^[73]。从以上这些知名学者推崇备至的信中，可以窥见徐昂学术造诣之一斑。

四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南通教育转型的艰难历程中，书院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面，一批新式学堂直接脱胎于旧式书院，借助于书院的资金、设备、师资，乃至教学和管理的经验；另一方面，书院在欧风美雨侵蚀之下自身也有所变革，虽因历史积淀太重，未能迅速实现向新式教育的转型，却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代筚路蓝缕的开路先锋。书院富于学术研究的传统，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至今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仍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亟待研究与继承。对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于江苏书院的研究，推动对于南通近代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进展，而且能够为当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注释

[1]参见拙文《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清末江苏书院的变革与衰亡》，《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6期全文转载。

[2]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14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毛礼瑞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第3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4]《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

[5]《清通典》卷七十。

[6]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第16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7]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132-133页。中华书局，1934年。

[8]季念诒等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五，光绪二年刻本，第260页。

[9]顾肇甲：《从安定书院的渊源说到安定小学》，《如皋文史资料》第3辑第134页。

[10]周家禄纂：《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三，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11]宗正言、季兆汉：《海安学校发展史略》，《海安文史资料》第4辑第21-22页。

[1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223页。三联书店，1958年。

[13]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14-15页。新华出版社出版，2001年。

[14]海门市教育局编史组：《海门教育史略》，《海门文史资料》第15辑第19页。

[15]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

[16]周家禄纂：《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三，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17]详情参见拙文《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18]庄安正：《张謇先生年谱》第14-1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参见拙文《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20] 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中国大学十讲》第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1]张謇：《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张謇全集》第4卷第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2]《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8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

[2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0页。中华书局，1958年。

[2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5]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02-70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26]张謇：《金陵文正书院西学堂章程》，《张謇全集》第4卷第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27]《光绪朝东华录》卷169。

[28]海门市教育局编史组：《海门教育史略》，《海门文史资料》第15辑第20页。

[29]薛汉贤：《清末民初的海门教育》，《海门文史资料》第15辑第26页。

[30]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3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1]宗正言、季兆汉：《海安学校发展史略》，《海安文史资料》第4辑第23页。

[32]周思璋：《清末民初如城的庙产兴学和僧办教育》，《如皋文史》第7辑第87页。

[33]顾肇甲：《从安定书院的渊源说到安定小学》，《如皋文史资料》第3辑第134-135页。

[34]宗正言、季兆汉：《海安学校发展史略》，《海安文史资料》第4辑第22页。

[35]海门市教育局编史组：《海门教育史略》，海门文史资料第15辑第19页。

[36]《海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41页。    

[37]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3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8]南通市实验小学网http://www.news365.com.cn/csj/nt/ntmxjj/200611/t20061113_1173738.htm

[39]顾肇甲：从安定书院的渊源说到安定小学，《如皋文史资料》第3辑第134-135页。

[40]江苏省如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如皋县志》第613页。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41] 陆蕴山：《白头犹唱  当年歌曲》，《海安文史资料》第5辑第3页。

[42]《海安县海陵小学校史沿革》，海安县海陵小学网http://www.hasyxx.com/xxgl/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08

[43] 海安县明道小学网http://www.hamd.cn/Index.asp

[44]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257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45]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1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46]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257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47]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1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48] 李保元：《公祀创建海安明道书院程韩两先生记》。

[49]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25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50]《啬翁自订年谱》第3页。

[51] 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29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52]张謇：《通州师范学校议》，《张謇全集》第4卷第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3] 严学熙主编：《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0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54] 江苏省如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如皋县志》第619页。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55] 沙彦高：《沙元炳先生事略》，如皋文史资料第3辑第8-10页。

[56] 沈荣绂：《周家禄先生和南通第一所新学堂——记川港白华中西书塾始末》，通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通州文史》第10辑第184-189页。

[57] 丁富生：《张謇《挽顾延卿诗》本事》，《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65页。

[58] 《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第72页，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博物苑重印，2003年。

[59] 庄锦生著：《白雅雨》，江苏文史资料第62辑第6-9页。

[60] 张海珊：《记张相文、白雅雨的革命活动——中国地学会与辛亥革命》，《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49页。

[61] 庄锦生著：《白雅雨》，江苏文史资料第62辑，第14页。

[62] 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十四册）》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28年。

[63]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市教育志》第36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64] 李兆华主编：《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第2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65] 李兆华主编：《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第23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66] 李兆华主编：《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第2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67]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市教育志》第36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68] 王修德：《社员合影图记》，《数学杂志》第1册，1912年。

[69] 李兆华主编：《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第23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70]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市教育志》第365-36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71] 《南通市教育界人物传略（1919-1988）》第52页。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教育史料征集编写办公室编印，1988年。

[72] 南通市教育局编：《南通教育志》第369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73] 徐放：《徐昂教授的学术思想、治学及〈徐氏全书〉的学术价值浅探》,《周易研究》1994年第3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