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致韩国钧五通信函中的人和事

□ 吴志强

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又作止石，晚号止叟。清咸丰七年（1857）生于江苏泰县海安镇（今属海安市）酒商家庭。辛亥革命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长等职。1913年9月，北京北洋政府特任韩国钧为江苏民政长。1922年6月再任江苏省长。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辞官退隐故里，读书编纂，修水利，办实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国共合作，支持新四军东进抗战。1942年1月病逝，陈毅将其与宋、明诸贤并论，誉之为“民族抗战之楷模”。

本文介绍的张謇写给韩国钧的五通信函，主要集中在韩国钧第二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江苏省长任内，即从1922年6月到1925年2月，信函内容主要是推荐用人、支持实业、讨论时局等，可见当时两人联系密切。

一、1922年7月4日张謇致韩国钧函

紫公同岁大鉴：

顷张镇使自省回，知督军有二次遣人奉讶之事。乡里属望，亦愿公速莅事也。大局倾扰，诚无宁且之象，然且顾一隅，且安一朝，微公又谁当其难者？公行必须万才，兹见胡君实为妙选。其人东台誉髦，犹乡里也。意公必知之。以后进之秀，作先辈之劳，其乐为用，宁止般生于庾公而已。胡君本有事于省，过海安求上谒，幸进教之。敬颂大安。

张謇   七月四日   

泰源事，今年股东议案愿以印件示观。顷亦粗有计画于各垦地也。

（七月六日到，当复。）

信大意是，张謇了解到韩国钧又要被江苏督军齐燮元邀为江苏省长，建议韩国钧尽快到任。到职后肯定需要许多人才，推荐东台胡君是不错的人选。胡君过海安韩国钧家时顺道拜访，希望韩多多指点他。另外韩国钧创办的泰源垦殖公司，张謇信中表示希望看到股东议案。

1922年农历三月山东巡阅使吴佩孚电邀韩国钧赴山东任省长，韩推辞未就职。黎元洪复总统位后，于6月15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任命韩为江苏省长，韩又推辞。于是山东吴佩孚与江苏督军齐燮元纷纷派人做韩工作，不得已韩国钧于该年7月15日（农历闰五月二十一日）赴南京到任。信中七月四日当为公历。张謇这封信，就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及省长王瑚再次派人到韩国钧门上邀请后写的。

信中“张镇使”为张仁奎（1856—1944），字镜湖，号锦湖。“镇使”是“通海镇守使”简称。张任奎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辛亥革命成功后，张仁奎以通州总司令名义在南通通电宣告独立。1913年至1924年间，张仁奎担任江苏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为北洋政府陆军上将。通海镇守使辖南通、如皋、海门、泰州、崇明、启东及沿海各地区，张仁奎与张謇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张謇向韩国钧推荐的东台胡君，叫胡涤，字位炎，东台梁垛人。民国初年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柳体小楷出色。据《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介绍胡涤“生卒年不详，字晴初。民国时期，（胡涤）于1928年11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铁道部秘书，1933年初去职。1935年任立法院秘书处秘书。1936年，中山陵藏经楼碑廊《三民主义》文稿最终完成时，碑文由胡氏与当时书法家张乃恭、叶恭绰、郑洪年、邓散木等14人分头书写而成。”

据《新版张謇全集》第3卷第1319页，1924年11月上旬，张謇致函胡涤：“惟丁此时局，从何说项？尊嘱虑有未便，贤者亦何可不择而猝投不安之地也。”

另据《水绘园藏程济遗琴拓本》，有胡先庚跋语，在跋语下钤两章，一为白文“胡先庚印”，一为朱文“位炎一字剑寒”。据熟悉他的人补充说“胡先庚，江苏东台人，中岁更名涤，字仪曾。少时从乡先辈袁梅仲、祝子宏等习弈，既而胜蓝，雄视一邑。擅诗文掌故，尝撰《绎志斋弈话》，载于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并将古谱之精者，自抒心得，辑为《弈府论衡》。晚年流寓沪上，闸北赁庑，受聘文史馆。常去茶楼角技。知余好搜集棋界文献，脾胃略同，相与订交。并知余生长东台，恰是同乡，每诵唐诗‘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之句，相与冁然。逝世于公元1970年顷，年七十余。”可知，东台人胡涤不断改名，这里胡涤的字“位炎”、“剑寒”、“仪曾”应是同一个人。

二、1922年11月9日张謇致韩国钧函（墨迹本载）

紫公同年大鉴：

顷以大生二厂事急电奉恳，度电达，复已蒙公与孟蘩协计。而电有不能尽者，兹更申之。二厂自身本无甚债，以一厂受垦之累，而二厂受一厂波及分担之累，虽亦有担保，抵押之品皆不能作现金用，遂尔搁滞，其一切总债额仅三十余万圆耳。若车开纱售，更悉周转，两年亦度过矣。不意前后经理不以事为前提，前经理划急需之款，请其调款手续；后经理因帐目疑问忽生意见，而亦将需以周转之款，请其调汇手续，缓急轻重先后之不分，遂使二厂陷于至危极蹙之地。此自謇信人太过，知人不明之失，于人无责。惟所谓至危极蹙者，一、赎押出之纱，偿已卖之户计六万圆;一、市面零债四万圆。此为大要，余即厂支。此十余万圆一清，各庄仍可调入，为收花之用。故言其裕，须六、七十万两；言其急，但须十万两合十四万圆，而昨电所谓国内工业、官股本身、地方公益三者，犹表面也。一、二厂工匠五、六千人，除能自给及本地有田业可归者大半，尚有二千五百余（客工之极穷者），每日以工为活。车久不开，抚恤不待言，亦恐生事。故电谓，即独停二厂，亦非二十万不了。与其退不如进也。乞公商孟蘩视为地方及本身最重最急之事，鼎力速图。设一时税所保借不易速，则先有十四万圆，亦可舒气，以待后援矣。不胜祷切。孟蘩处亦另有切托之讯矣。敬颂台安，盼复。

謇   十一月九日

抬头“紫公同年大鉴”，因张謇、韩国钧于光绪五年（1879）同时参加乡试。孟蘩，即省财政厅厅长严家炽。大生二厂面临严峻困难，张謇该信明显有急求于人的心理。

由于在急电中与韩国钧说不清楚，于是再详细致函。大生二厂受一厂之累，已“陷于至危极蹙之地”，因此请求省长韩国钧商请财政厅长严家炽解燃眉之急。《张謇年谱长编》载，11月15日，张謇得到了省长韩国钧的函件，说已同财政厅长严家炽商议，同意拨款20万元，以解决大生纱厂困境。

该信函的背景是，1922年开始出现了棉贵纱贱、日商纱布倾销、南通土布生产收缩等不利的外部环境，大生纱厂的生产、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市场棉价上涨，而纱价又因外纱倾销疲软，大生一厂、二厂的正常生产运转受到影响。在1922年4月14日（三月十八日）张謇曾致函吴兆曾：“市面大紧，须款既急，舍以花纱抵借，无他策救济目前。”1922年，大生延伸发展的各企业借用和拖欠大生纱厂白银473.1万两，大生纱厂被拖入困境，只得靠借贷来维持，账面负债达400多万两。1923年，大生企业集团抵押借款达442万多两，这一年借款总数是784万两，抵押借款占总借款的56.4%，而到张謇去世的前一年1925年，大生集团负债累累，资不抵债，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高达白银906.9万两以上，资产负债率高达258％，乃至最终大生各厂全面被银团接管，破产易主，悲壮地衰败了。

三、1922年11月17日张謇致韩国钧函

止公省长大鉴：

承十五日手教，极荷关注，自非挚爱国家者，不能为此援助，不仅故交风义也。

江浙和平，千方百计仅不破裂，不意又生意外之变，得无一蚁而溃全堤乎？所云立案似宜及早，迟恐歧中有歧，公谓何如？

唐所长立特属上谒，埠局事亦正棘也。敬请大安。

　张謇   十一月十七日   

张謇这封信提到了三件事：

其一，感谢省长韩国钧对大生纱厂的援助。从这封信看，称呼发生了明显变化。11月9日的信是“紫公同年大鉴”，有套近乎嫌疑，而这封信称“止公省长大鉴”，就明显在肯定官职作用了。在11月15日，张謇得到了省长韩国钧的函件，说已同财政厅长严家炽商议，同意拨款20万元，以解决大生纱厂的困境。并进一步解释说，是从国家大义的角度给以援助，而不仅仅是“故交风义”。

其二，有关“江浙和平”。1920年直皖战争后，齐燮元任江苏督军、苏皖赣三省巡阅使，为直系高层。1920年以后江苏督军齐燮元属直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属皖系。受派系因素影响，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直奉战争均使江、浙关系极度紧张，直至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尽管江浙军阀之间长期存在对立态势，但江浙耆绅自晚清以来就有着密切合作的传统，每当江浙关系出现危机时，两省耆绅经常吁求和平。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1922年张謇拟《为江浙和平通电》，发表时另有韩国钧等同具。在张謇、韩国钧等人努力下，江浙得以保持暂时和平。

其三，关于上海吴淞设立商埠局即对外通商口岸问题。“唐所长立特属上谒，埠局事亦正棘也”。1922年 9月15日，张謇偕韩国钧致电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关于上海吴淞商埠市政并重定埠界等问题，并派代表袁希涛到北京面陈。同日又与韩国钧拟文致外交部，关于重定埠界问题，同时张謇偕韩国钧拟文呈黎元洪。  

1923年12月30日，张謇致电省长韩国钧、财政厅长严家炽，关于吴淞口商埠港务局筹建及费用事宜。12月下旬，张謇与唐文治致函省长韩国钧关于吴淞商船学校，建议海军测量局不要侵扰。说明张謇一直为吴淞通商口岸事操劳。

四、1924年3月1日张謇致韩国钧函（墨迹本载）

紫公省长大鉴：

测淮局须结束，十二年图表成绩此时未可遂停，且美国会方议以退还赔款治淮，此时尤不可停也。

顷闻青浦连知事瓜期届及，卢子衡闲居于扬，贫可念而吏才可惜。公亦必念之，幸加祓擢。以公意出之，走言，非子衡请也。即颂大安。

　謇   三月一日   

这封信的内容一是关于治淮，二是推荐人才。

关于治淮，早在1914年7月15日，张謇以北洋政府工商及农林总长的身份致函已由江苏民政长改任安徽巡按使的韩国钧，江淮水利测量局“所有该局增加三年度六个月经费，计银九千三百十八元。”张謇于1913年任北洋政府工商及农林总长后兼任水利局总裁时，就已着手淮河治理。因此，1924年，张謇向江苏省长韩国钧建议，淮河的勘测工作必须结束，因为从成立开始，已有十多年时间；测量工作虽结束，但是十二年来所绘制的各种图表还须继续完善总结。张謇还建议利用美国会退还赔款继续治淮，不能停顿，可见其对治理淮河的重视。

“美国会退还赔款”是指“庚子赔款”。1900年八国联军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出兵中国，清廷战败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需赔偿4.5亿海关两白银，本息合计9.82亿两。1908年7月，美国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用于资助留美学生，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清华大学的建立。

关于推荐人才，这里提到了青浦县连知事以及闲居扬州的卢子衡。青浦县的连知事是指连德英，生卒不详，辽宁营口人。此人曾于青浦做两任知事，第一次1918年2月28日至1920年6月23日，第二次1922年9月至1924年4月。曾主持修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24卷。

卢子衡即卢鸿钧，字子衡，约生于1886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登壬寅科举人。民国二年至三年（1913-1914）任海门县知事，民国四年（1915年）4月至六年（1917）任南通县知事。

卢鸿钧任南通县、海门县知事时，大力支持张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1915年张謇给时任南通县知事卢鸿钧呈送函件，表示“农政系于民时，民时关系气象”，请示筹建南通军山气象台，卢鸿钧从征地用人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1916年，张謇创办的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举办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南通县知事卢鸿钧亲率学界代表百余人出席。1924年3月卢鸿钧于高邮知事结束在扬州赋闲，张謇推荐给省长韩国钧。在张謇力荐下，卢鸿钧于该年的5月至8月任青浦知事，接替了“瓜期届及”的连知事。1920年，张謇还曾为卢知事父母六十大寿作诗《卢子衡知事为其父母六十征诗》。

五、1924年11月2日张謇致韩国钧函（墨迹本载）

紫老大鉴：

伯陶来，奉到两函，均敬悉。电本遵备译用，前河密本可于运局用之耳。询伯陶，知起居健适，甚慰。敬请大安。

　张謇   十月六日（此当为农历）

前此江浙公电，走本以“政变自政变，江浙自江浙”立说，冯蒿叟尚以为语硬，而改后电。今欲求江浙稍安，终恐不出此十字，特行政方面又别有说耳。公谓如何？

这封信分两个部分，正文部分回复省长韩国钧请伯陶带给张謇的两份信已收到，再提到电报密码本的事，然后向省长问安；另外就是谈及当前局势，即1924年的江浙战争。

伯陶，即曹受坤（1879 -1959），广东番禺人，民国学者、政治人物。1924年4月11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指派古应芬、戴季陶、曹受坤等为法制委员会委员。这封信说明与北洋政府联系紧密的张謇、韩国钧，1924年开始与广州国民党接触。

192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1924年1月，在苏联共产国际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直系曹锟和大总统黎元洪。1924年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因上海归属爆发“江浙战争”，齐燮元获得福建督军孙传芳的支持，击败卢永祥。之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孙传芳倒戈，导致齐燮元战败流亡日本。1924年中国时局大动荡，遂有张謇与韩国钧所言“政变自政变，江浙自江浙”。

冯蒿叟即冯煦（1842－1927），原名冯熙，字梦华，号蒿庵，晚号蒿叟、蒿隐，江苏金坛人。少好词赋，有江南才子之称。光绪八年（1882） 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凤阳府知府、四川按察使和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以遗老自居。曾创立义赈协会，承办江淮赈务，参与纂修《江南通志》。冯煦与韩国钧有书信来往，在《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中有五份写给韩国钧的信，并都以弟自称。

通过张謇写给韩国钧的五通信函中的人、事介绍，可以看到两人当时交往密切，也可以看到他们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

（作者单位：如皋市商务局）

参考文献：

[1] 《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江苏省档案局，江苏人民出版社。

[2] 《张謇年谱长编》（民国篇），庄安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 《韩国钧研讨文集》，2023年5月，中国文史出版社。

[4] 《张謇大生企业集团由盛而衰缘由探究》，金其桢。

[5] 《青浦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南通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