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大生企业集团由盛而衰缘由探究

江南大学 金其桢

　　张謇创建的大生企业集团，是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形成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典型意义、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中国民族资本民营企业集团。大生集团的创建始于1895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当年即获利3.8712万两，纯利占资本额的8.7%。大生一厂自1899年开车至1921年这23年中共计盈余纯利1161.0155797万两。大生二厂自1907年至1921年的15年中共计盈余纯利501.6714103万两。两厂总计盈纯利1663.58699万两。相当于1921年两厂资本总额369万两的4.5倍^[1]与此同时，大生的各类企业也增加到60多个，一个规模庞大的大生企业集团正式形成。然而，就在大生企业集团步入全盛的同时，大生集团也开始陷入了危机，企业资金无法周转，不得不抵押借款。1923年，抵押借款达442万多两，这一年借款总数是784万两，抵押借款占总借款的56.4%，^[2]而到张謇去世的前一年1925年，大生集团即已由兴盛发达转而式微，负债累累，严重资不抵债，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已高达白银906.9万两以上，资产负债率高达258％，^[3]乃至最终大生各厂全面被银团接管，破产易主，悲壮地衰败了，张謇成为胡适所说的“伟大的失败的英雄”。^[4]并且，此后大生企业集团再也未恢复元气，雄风不再。

　　经过二十五六年快速扩张发展而盛极一时的大生企业集团，在数年之内，在第一代掌门人张謇去世前夕，即深陷危机，陡然衰败，这无疑是极为不幸和悲壮的，也是极为令人惋惜和同情的。然而，在惋惜同情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深深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未能持久辉煌，会急转直下、由盛而衰？其缘由究竟何在呢？诚然，这其中有许多社会的客观因素，诸如从1922年开始，出现了棉贵纱贱、日商纱布倾销、南通土布生产收缩等不利的外部环境，使大生企业集团的主干核心企业大生纱厂的生产、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等等。然而，透过表象，对大生企业集团自1895年开始创建到1926年张謇去世这30年中所走过的初创—扩展—兴盛—危机—衰败的过程作一番深入的考察，对张謇在创建大生企业集团过程中采取和实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经营理念和谋略、资金运作和投资、管理体制和制度、营销策略和方法、科技应用和开发、人才培养和使用、企业文化和精神等诸方面做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仔细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感到，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之所以会快速地由盛而衰，其缘由固然与当时一些不利的客观社会环境因素有关，但更多的是在于其主观和自身内部，具体而言，大概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一、热衷于自我完善式的多元化发展战略，产业链过度扩张和延伸

　　大生企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断扩张的战略，实施的是多业并举、各项事业兼程并进的多元化发展战略。张謇由于“通海为产棉最盛之区，而花身细软尤为中国之冠”，且“通海乡人素以纺织为生计”^[5]，因此决定大生企业集团以棉纱作为主业，从兴办纱厂起步。然而，在纱厂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纱厂原料棉花的来源及原料和产品的运输，解决纱厂棉籽、飞花、短绒等下脚料的应用，解决企业和职工交通、通讯、居住、日用生活的需要等种种原因，在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的指导下，大生纱厂又进行了种种外延式的多元化扩张。先后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创办了垦牧公司、盐业公司、渔业公司、油厂、皂厂、酒厂、纸厂、蚕桑染织公司、罐诘公司、碾米公司、贸易公司、堆栈打包公司、面粉厂、铁工厂、冶炼厂、轮船公司、水利公司、船闸公司、房地产公司、港口、码头、铁路、汽车公司、旅店、长途汽车站、银行、钱庄、火柴公司、电气公司、俱乐部、宾馆、交易所、印书局、电话公司、绣品公司等等跨涉十几个行业的六十多家企业。其意图是要想建立购、产、销、运一条龙，农、工、商等各方面问题都能自我解决自我满足的庞大的自我完善的封闭式循环体系。应该说大生企业集团建立上下游产业链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其指导思想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过度注重自我完善式的地方自治，乃至陷入自我封闭的桎梏，从而导致其对发展产业链的“度”把握失当，产业“链”扩展延伸过度，跨涉的行业过多，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极大地分散了精力、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顾此失彼、因小失大、因次累主、主业辅业难以兼顾、辅业拖累主业的严重被动局面。1922年，大生延伸发展的各企业借用和拖欠大生纱厂白银473.1万两，大生纱厂被拖入困境，只得靠借贷来维持，账面负债达400多万两。“而且业外投资部分又大多经营失败，有个别的则根本没有办成。”^[6]其结果是大生企业集团样样都想干，样样都想靠自己，但实际上由于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所限造成主力、辅业样样都无法做大做强做好。张謇本来是以棉纱为大生主业的，曾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展宏图，把大生纱厂扩展为9个，但由于精力、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分散，造成恶性循环，结果使棉纱生产这一主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直到最后，仅仅办起了大生一厂、二厂和三厂（大生八厂1920年筹建，由于财力不足由大生一厂收并为副厂），规划中的其他纱厂，都因无资金而成泡影，大生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棉纱主业的计划也由此而落空，变成了宏伟的空想。至于张謇在辛亥革命前后所提出的“棉铁主义”，最后更是只不过成了一句无法兑现的口号。

　　纵观大生企业集团所走过的发展历程，其实施的全线出击、全面开花、分散力量、面面俱到、主辅多业并举并进的多元化发展战略，显然是不太精明和高明的，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显然是大生企业集团不能做大做强，乃至最终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留给后人的历史经验教训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二、“厚利股东”、“得利全分”，严重忽视企业的资本自我积累

　　追求盈利是企业创办者经营企业的共同目标，但是，如何分配企业的利润，获得盈利后如何来处置盈利，各个企业采取的做法各不相同。张謇在大生企业始终奉行的是“厚利股东”、“得利全分”，而企业发展则主要靠另行借贷和集股。

大生企业集团是在由“官督商办”转化而成的“绅领商办”体制下兴办起来的，因此，自出娘胎起，大生企业集团在获得官股投资支持的同时，在官府的压力下，一开始就背上了不论企业盈亏，每年必须向官股支付8％高额固定利息的沉重包袱。在8％官利制的制约下，在投资股东的压力下，为了吸引社会上其他股东投资入股，张謇也不得不以“官利”为标准，向其他股东作出不论企业盈亏每年每股支付8％固定利息的承诺，规定“银到之日起息，长年官利八厘”。不仅如此，大生企业为了更多地取得老股东对企业领导决策的认可和支持，并不断地吸引更多新股东入股投资，除给予8％的固定股息外，然后再算利润，如果有余，再分红利，规定“余利照章按股分派”（见1897年发行的“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大生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大生一厂获得的利润，除去8％的官利后的红利，又被分作14成进行分配，10成作为“余利”按股多少分配给股东，3成作为“花红”分配给管理人员，１成作为通州师范常年经费。大生一厂自1900年开始提取公积金，自1907年开始提取折旧，至1926年被银团接管时，总计提取公积金仅108.2万两，折旧仅37.4万两，分别占利润总额1266.6万两的8.54%和2.95%，而这期间历年所分配掉的官利和余利分别达到295.5万两和557.4万两，合计占利润总额的65%。其中有些年份分红率竟高达100％。^[7]并且，所提取的折旧并不计入成本，用于设备更新，而是与公积金一起，入账后作为企业自我资金周转使用，致使陈旧落后的机器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而张謇又把大生一厂提取的公积金对外投资创办新企业，再换发股票给大生一厂的老股东，这实际上等于将“公积金”也给股东分配掉了。“在实际分配的1400万两中，为股东所直接支付的占绝大部分，为1100万两，占盈余总额的77.8%。其属于本身资本积累部分仅300万两，只占盈余总额的22.2%。”^[8]对此，张謇的好友刘厚生曾写信诚恳地劝谏他：“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必须预防其危险性。”但是很遗憾，“张謇复信，并不十分注意”^[9]。正是这种“使入资人享优厚之利”、“得利全分”的高额利润分配，再加上过度扩展产业链，自有资金巨额业外投资，使大生一厂的营运资金极为紧张。长期的大量借贷，使大生纱厂背上了极为沉重的利息负担。1921年大生一厂账面负债达白银400万两，1900至1922年大生一厂借贷支付的利息达473.6075万两，^[10]企业日常运营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企业的发展做大做强根本无从谈起。

　　大生纱厂的这种“厚利股东”、“得利全分”的分配制度，获得了只图眼前个人利益的股东的欢喜和拥护，由于觉得投资大生企业有大利可图，一时一些老股东纷纷增资，新股东纷纷入股，使大生曾一度出现融资火红的局面。但是这些新增的融资，转而又要从大生纱厂取走高额的官利和余利，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大生纱厂内部资金的恶性循环。“厚利股东”、“得利全分”的分配制度，严重堵塞了大生企业集团资本自我积累的途径，使企业严重“失血”，造成了大生企业集团基础十分薄弱的严重隐患。由于根基极不牢固，缺乏抵御风险的内在强大力量，根本经不起大的风浪，最终终于陷入资不低债的严重困境，被银团债权人接管就在所难免了。

　　高分红低积累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通病，大生企业集团没能摆脱这个通病的束缚。回眸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生企业集团所实施的“厚利股东”、“得利全分”，忽视自我长期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借贷来营运、发展企业的做法，尽管一时可以获得目光短浅的贪利股东的欢心和拥护，但从长远看严重损害了企业的根基，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严重的。一个缺乏充足的自我积累，没有强大的内在经济实力作支撑的企业，是没有生命活力的，别说做大做强，即使想长期维持生存都是十分困难的。诚然，适当考虑股东的眼前利益也是应该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放眼长远，决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重要的是要把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只有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才能使企业经受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立于不败之地。大生企业集团过度分配，几乎“分光吃尽”，乃至造成企业弱不禁风的历史经验教训，无疑是值得后人加以认真汲取的。

三、借助官力排斥、阻止竞争，垄断市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薄弱

　　能否充分地占领原料的收购市场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是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对此，张謇大生企业集团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占领。但是，对于如何占领市场、通过什么途径去占领市场，大生企业集团采取了极为保守落后的依靠特权来排斥、阻止竞争的态度和方法。张謇对竞争存有落后的偏见，他反对竞争，乃至竭力排斥、阻止竞争。他认为竞争会失和，竞争会导致商家相身残杀，“争买，而价必抬高”，“争卖，而价必落贱”，“且工人朝夕彼此，工价动辄居奇”，企业会“以倾挤而败”^[11]。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坚决地排斥同行同地与大生企业的竞争。

  大生企业集团从一开始就把通海地区视为属于自己专利经营的地域范围，力图不让他人染指，除了到通海地区收购棉花和销售纱布的日商，大生企业因无力加以阻挡，只得奋起与之竞争外，对于想进入通海地区收购棉花和开设纱厂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企业和商人，大生企业都利用张謇的特殊身份地位和与达官显贵的密切关系，交通官府，借助官府的力量来竭力加以排斥和阻止，不准外地企业和商人在通海地区与大生企业进行竞争，力图保持大生企业在通海地区独家经营的垄断特权。诸如：由于大生纱厂1899年开车后，取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士看好通海地区，也想到通地区来办厂。1904年，上海常昭裕泰纺织公司经理朱爵谱谋划在海门设厂，张謇知道后，立即进行阻止。他先后两次专门上文商部，痛斥朱爵谱见“通厂获利已优，思染厥指”，“因羡生贪，因贪生妒，贪妒所蕴，生此贼害”，“利令智昏，无理取闹”，坚决要求商部饬令朱爵谱“另行择地建设”，“将裕泰分厂改设他处，毋庸在海门建筑”^[12]。在张謇的坚决反对和阻止下，朱爵谱最终只得放弃了在海门设厂的打算。1907年，张謇在崇明外沙建成大生分厂后，成立“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他又呈报商部注册，申请获得了“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准别家另设纺厂”的专利权。正是这样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身份，通过借助官府的力量，大生企业集团排斥阻止了其他纺织企业在通海地区与大生纱厂的竞争，获得了独家经营的特权。由于独家经营，大生纱厂垄断了通海地区棉花收购市场和棉纱销售市场，在通海地区占据了几乎是市场的全部份额，在该地区处于无人竞争的绝对优势地位，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然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也必有弊。大生企业凭借张謇状元出身的特殊地位及其与达官贵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借助官府力量回避了其他企业的竞争，在一个时期内通过独家经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厚的经济收益，然而，其垄断权并不是长期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而是靠官府的行政权力、依赖张謇特殊地位的通天本领获得的。由于多年独家垄断经营无人竞争，大生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就日益削弱。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对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时，缺乏竞争能力的大生企业，就再也抵御不住风浪的冲击，很快被击垮而衰败了下来。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大生企业集团早期和中期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无竞争，其后期之所以会迅速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长期无竞争而丧失了竞争能力，乃至极度虚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堪一击而被摧垮，真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矣！

四、长期拘守狭小地域，束缚于“自给自足”、“土产土销”封闭式经营

　　大生企业集团根据南通地区“棉产之富为苏省冠而为江南棉区所不及”，“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13]“通海乡人素以纺织为生计”，通州的土布还远销海内外，在通海地区办纱厂当地既有原料，又有劳动力和市场这一地域特点，将大生纱厂的经营方针确定为“土产土销”，即“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以纺成之纱销于本地”。^[14]这一经营方针，在大生纱厂发展的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行之有效的，是大生纱厂一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大生纱厂规模的扩大，大生纱厂棉纱产量成倍增加，需要原料棉花的数量急剧增长，仅仅一个南通地区已无法满足大生纱厂发展的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张謇和大生企业集团并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土产土销”的经营方针，依然拘守于狭小的南通地域，未能摆脱地域范围的束缚，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大生纱厂生产发展需要大量棉花，解决这一问题在当时途径是多样的，一是发展南通本地的棉花生产，增加南通地区棉花的产量；二是积极到江苏和国内其他地区去收购；三是更可以充分利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大量向外倾销过剩农副产品的机会，从国外进口棉花。诸如，当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系统纺织企业，就是通过不失时机地大量购进低价优质外棉，不仅解决了纱厂的原料困难，而且使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盈利大幅度提高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张謇地方自治理念的支配下，在封闭式狭窄地域观念的束缚下，大生企业集团只是把目光牢牢地盯住了南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在南通地区大搞盐垦植棉，力图通过这样一个办法来自给自足解决大生纱厂对棉花的需求。然而实际效果却相当差，根本解决不了大生纱厂对棉花的需求，结果极大地消耗了人力、财力、物力，使大生纱厂反而受到了拖累。而大生纱厂所生产的棉纱，也未根据当时中外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新变化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土产土销”经营方针的指导下，依然主要生产南通地区农户织土布所需要的规格和品种。很显然，这样的经营方针是无法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求的，其遭致挫败就成为难以避免之事。

　　一个企业在起步时立足于本地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今后的发展才会有扎实的根基。但是，如果不能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发展突破狭窄的地域范围，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依旧始终热衷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式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模式，那显然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在全国性和世界性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样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模式，不要说不可能做大做强，就是连勉强维持生存都是十分困难的。企业的经营方针对企业的兴衰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生企业集团后期的式微衰败，无疑与它们所奉行的封闭的、力图自给自足的“土产土销”经营方针和发展模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其中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无疑是相当发人深省的。

五、过多肩负社会职责，超越自身承受能力企业办社会

　　张謇是一个心怀宏图大志的人，他兴办实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利源计”^[15]，为救国。不过他深知，仅凭他自己的力量，要改变当时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整个中国的面貌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如果能把南通建设成中国的模范县，在南通一隅之地创建一个“新新世界”，为全中国作出榜样，那就可以带动整个中国改变面貌。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兴办实业和改造建设整个南通、在南通创建“新新世界”完全融合在了一起。由于张謇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创建“新新世界”的社会理想，因此张謇办企业的目的不同于一般企业家，他创办大生企业集团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要将企业当作谋利造福的工具，通过大生企业集团为在南通建设“新新世界”筹措资金。也就是说，他要用大生企业集团所获得的利润来改造、建设南通地方社会，这是张謇办企业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张謇办企业的最终归宿。正是在这种企业办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张謇将大生企业集团的大量利润，按照他自己南通地方自治、创建南通“新新世界”的理念和构想，不断地投入到了南通的地方社会事业中去。大生纱厂的《厂约》甚至对承担地方慈善公益事业作出了明文规定：“每年余利……余一成提充善举”。^[16]而南通地方社会事业所用大生企业资金的实际上还远不止慈善公益一项，据张謇１９２５年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建议书》中所述：“今结至本月计二十余年，除张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张詧）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八九十万。”^[17]

　　这些来自大生纱厂利润的钱被张謇用来兴办了大批南通的地方社会事业。在南通，张謇除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了从幼稚园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300余所外，还兴办了南通图书馆、阅报社、博物苑、更俗剧场、伶工学社、南通俱乐部、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公共第一体育场、第二体育场、遂生堂医店、通州医院等大批文化体育卫生医疗设施；兴建了城山路、桃坞路、城港路、青龙港铁路、北干线、东干线、南干线、五条支线、八厂街、沃龙桥等公共道路交通设施；兴建了唐闸公园、北公园、东公园、西公园、南公园、中公园、苗圃等许多公共园林；兴建了第一养老院、第二养老院、第三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育婴堂、栖流所、贫民工厂、义茔、狼山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还兴建了赵绘沈秀之楼、濠南别业、有斐馆、唐闸西工房、唐闸北工房、唐闸老工房、唐闸南工房、林溪精舍、公署钟楼、西山村庐、东奥山庄、桃之华旅馆、虞楼、通崇海泰总商会大厦等大批楼宇房舍；兴建了长途汽车站、公共汽车站、军山气象台、大聪电话公司等公用事业，诸如此类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几乎涵盖南通地方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

　　张謇之所以能将大生企业的大量利润按照自己的理念用于兴办大批南通地方社会事业，一是凭借他状元出身“奉旨总理通海商务”的权威，二是因为当时大生企业集团股份制制度不完善，股东会形同虚设，缺乏决策、监督权，根本无法对他进行制约。诚然，张謇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为南通的地方社会建设事业尽力，其精神是十分可嘉的，作为企业，适当回报社会也是必须的、应该的，但是他想靠大生企业的力量来包办南通的地方公益事业和社会事业，显然是过多地肩负了社会职责，是脱离客观实际的，远远超越了大生企业集团的承受能力，给大生企业集团造成了不堪承受的极其沉重的负担。由于大量力不从心的超负荷支出，使本来因“得利全分”而颇为薄弱的大生企业的经济基础更加不牢固，岌岌乎可危，致使大生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发展受到拖累，难以持续。

　　张謇不顾实际是否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超越大生企业集团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不适当地包办南通的众多社会事业，显然是有悖于经济学原理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建设并维持一定的公共土木事业及一定的公共设施”应由政府承担职责，“这种事业与设施的利润，在由大社会经营时，虽常足补偿所费而大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个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故其建设与维持，决非任何少数人所利于从事的”^[18]。而张謇恰恰正就是从事“这种事业与设施”的“少数个人”之一。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不能为民谋利造福，历史将张謇推上了历史舞台，促使张謇以个人和大生企业代替了政府的职能，将大生企业本应用于发展生产的大量资金，投入到了没有利润的本应由政府用税收来承担的公益事业和社会事业中去，造成了投入与产出的不相对称和严重背离，从而造成了大生企业的不堪重负，无疑这也是大生企业集团之所以会走向式微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忽视企业领导团队建设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缺乏强有力的接班人

　　张謇一贯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为培养人才，他一生先后兴办了从幼稚园到大学各类各级学校300余所。但是张謇着力培养的多为实现南通地方自治、建设南通“新新世界”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而真正为大生企业本身所培养的人才存在着严重不足。张謇在世时，是大生企业集团无可争议的“统帅”，他凭借自己的绝对权威，牢牢地掌控着大生企业集团的领导权，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发展思路来领导和管理大生企业集团，故而，他并不太重视具有西方现代先进企业管理思想的企业管理、领导人才的培养，在他办的所有学校中，没有一个培养企业管理人才的学校和系科。他选拔学生出国留学，学的也都是学专门技术，没有学习企业经营管理的。更为遗憾的是，他自己子嗣不旺，无法“子承父业”，而对大生企业集团领军的“将才”、“帅才”，他又没有及时地扎扎实实地做好选拔培养工作。正因为张謇在世时大生集团既无坚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又没能选拔培养好领军的接班人，后继乏人，因此在张謇去世之后，大生企业集团就无以为继，无人能擎得起大旗带领大生企业集团走出困境，大生企业集团就不可避免地式微衰败了。

　　张謇在大生纱厂创建后步入稳定发展时就曾表示，自己要在六十岁之后让贤，过了六十岁后他又多次表示，要在七十岁之后退休，打算七十岁“生日过后，将退休在家，以研究佛经来度其晚年”^[19]。但实际上，直到73周岁1926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去世时，他都未能退休，也没有“让贤”。为什么张謇主观上一直想把领导大生企业集团的重任卸掉，但却始终未能真正如愿呢？这是不是他嘴上说要“退休”、要“让贤”，实际上并不真正愿意“退休”、“让贤”呢？非也。这委实是出于无奈，是因为没有能挑得起千斤重担的强有力的领导团队，没有选拔培养好合适的得力接班人，缺乏能在他之后扛得起擎天大旗，驾驭、统领大生企业集团乘风破浪前进的“帅才”，他实在是无“贤”可让，无法交班。领导、驾驭企业的“将才”、“帅才”，是带领企业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大生企业集团由于后继乏人，缺少强有力的接班人，所以一旦张謇衰老去世，自然就“天崩地裂”，大厦倾倒，雄风不再。很显然，这也是大生企业集团迅速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不太重视科技进步和设备更新，不太注意科技保障和技术革新

　　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不重视科技创新，忽视技术进步，缺乏强有力的科技支持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张謇在兴办大生纱厂中对科技在生产中的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重视是不够的。就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讲，张謇最为重视的是改良土壤，改良棉种，但对改进工厂的机器设备却并不太重视。大生纱厂创办时由于资金匮乏，所使用的是1893年张之洞在湖北任总督时搞“洋务”用官款购买的、因长期搁置而锈蚀的美国纺机，后来大生纱厂扩大规模增机时，从盛宣怀手中接过来的仍是同样的一批美国纺机。这批纺机在张之洞购进时就已经不是先进的，但由于张謇对机器设备的科技先进性重视不够，再加大生纱厂由于“得利全分”，也无力更新旧的机器设备，因此这批纺机一直是大生纱厂的主要设备，直到1925年大生纱厂被银团接管，由李伯升任经理后才将不堪使用的旧美机剔出更新。而在这三十年间，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纺机已多次更新换代。最为可叹的是，大生一厂一纺工场中，直到南通解放前夕，所使用的大部分还是1890年美国制造的纺纱机。大生纱厂始终坚持“厚利股东”、“得利全分”的方针，年复一年地将大量利润分配给股东，基本上“分光吃尽”，却不充分合理地提取足够的利润来不断更新、改造旧设备和添置新设备，这说明其对企业的科技进步和创新相当不重视。而且，大生纱厂不仅不重视工厂机器设备的更新，对厂里的技术保障和技术革新工作也缺乏重视。在大生纱厂的机构设置中，没有专门的技术机构，大生纱厂的技术力量十分薄弱，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工厂，技术和设计仅汤姆斯一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企业没有足够的科技力量，没有充分的技术支持，机器设备和产品陈旧老化，不及时更新换代，在竞争中遭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显而易见，大生企业集团的衰败与这一点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通过以上列举的事实和所作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謇及其大生企业集团在其主观思想理念上确实存在局限和不足，在自身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资金运作、管理制度、营销策略、人才培养、科技应用等方面也确实存在着诸多偏差和失误。当客观环境、外部条件良好、对大生企业较为有利时，这些主观、自身内部的局限、不足和偏差、失误，暂时被掩盖、忽略和隐藏、淡化；而一旦外部条件、客观环境发展逆转恶化时，这些原先被掩盖、忽略、隐藏、淡化的主观、自身内部的局限、不足、偏差和失误，就立即显现激化，释放出可怕的内应力，与外部客观环境的不利因素形成强烈的共振，从而对大生企业集团造成猛烈的冲击，使大生企业集团貌似巍峨的摩天大厦，顷刻之间即无可挽回地崩溃倒塌，大生企业集团迅即急转直下，由兴盛而衰败。张謇大生企业集团的迅速式微衰败是悲壮的，它留给后人的启迪和教益，无疑是极为丰富而深刻的。

　　张謇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躯，他力图通过兴办实业，在荆棘遍野、苦难深重的旧世界中，开创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新世界”，这在当时中国是一项尚无成功先例的伟大事业，他完全是在黑暗中艰难地探索前进的，因此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和不足是在所难免的。然而，由于大生企业集团的衰败发生在他去世前夕，他没有来得及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就离开了人世，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今天我们认真探究大生企业集团由盛而衰的缘由，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在完成张謇先生的遗愿，是在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对张謇和大生企业集团研究，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参考文献

[1].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2].南通市档案馆等：《大生第一纺织公司第二十五届账略》第16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3].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2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六十三年。

[5].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第3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

[6].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7].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33—13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8].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9].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85页。上海书局，1958年。

[10].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第15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1].《张謇全集》第3卷第76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张謇全集》第3卷第767—76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3].《张謇全集》第3卷第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4].茅家琦：《横看成岭侧看峰》第12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张謇全集》第3卷第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6].《张謇全集》第3卷第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张謇全集》第3卷第11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18].[美]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第155页。中华书局，1963年。

[19].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第249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