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謇下属沈一奇

留学日本有关问题的商榷

□ 陈松林

2017年3月20日《南通日报》A6版《城市记忆》栏目刊载施一鸣先生文章《同盟会员沈友兰其人其事》（以下简称施文），介绍了海门人沈一奇（字友兰）的传奇一生。

笔者发现，该文有关沈一奇留学日本的记载，有几处不甚准确，特为拈出，与共商榷，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人名有误

施文称：“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的俞济堂等是沈友兰留日期间的同学。”

其中的“俞济堂”，应是余际唐，姓和名都记载错了。

《四川近现代名人录》记载：“余际唐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商船学校及横须贺海军学校。……建国后，历任川东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川东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1]

四川《荣昌县志》介绍：“余际唐1954年当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并被选任为四川省副省长。1958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4年5月22日，余际唐在成都病逝。”^[2]

二、时间有误

施文记载：“沈友兰（1886—1983），名一奇，字友兰，海门常乐镇人。……1904年，沈友兰考取清政府公派生，留学日本，遂辞去张謇盐垦公司经理的职务。……1904-1907年，沈友兰在东京宏文学校普通科学日语。”

说沈一奇1904年去日本留学，1904—1907年在东京宏文学校学日语，这两处时间疑有误，考证如下：

查《张謇日记》1904年七月“十日七钟，与丹揆及金大使看新造盐田。晤堀田中子。沈生友兰是日亦至。”^[3]

查《张謇日记》1905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健甫、小田、酬叔、友兰至廿九、三十总履勘聚煎墩场。”^[4]

（注：日记地名“廿九总”在今天南通启东市天汾镇，“三十总”在今南通海门市六甲镇与启东市天汾镇交界处天汾一侧。）

施文中沈友兰留学前担任“张謇盐垦公司经理”，这与《张謇日记》记载其陪同张謇视察盐场相符合。

但《张謇日记》上述记载，直到1905年十二月，沈友兰还在南通。换句话说沈友兰就是去日本留学，也要到1905年之后，不可能1904年去日本。

1904年沈一奇尚未赴日留学，还有张謇1912年致唐文治函佐证，全信如下：

“蔚之先生大鉴：比临时交通部于右任君询商船学校校长孰宜，走以萨镇冰对，亦为言于萨君，不知肯就否也。海门沈生一奇学海军于日本六年，以最优等毕业，所学为机械专科，以之充商船教员，适当其选。公如求才，此其一矣，谨以奉荐，并令沈生亲谒承教。祗请道安。张謇谨启，三月廿六日。”

张謇写此信，向唐文治推荐沈一奇当“商船学校”教员。

（注：信中“商船学校”，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唐文治任监督，1912年改名为吴淞商船学校。）

据信中“临时交通部于右任”，可定此信写于1912年。

（注：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元旦成立，1912年4月2日解散，于右任曾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

张謇信中说：“海门沈生一奇学海军于日本六年”，再结合《张謇日记》所述，沈友兰赴日留学要到1905年之后，可知沈一奇应是1906年赴日留学。

施文称：“1904-1907年，沈友兰在东京宏文学校普通科学日语。”时间有误。

据记载^[5]，弘文学院亦称“宏文学院”，是日本明治年代专为中国留学生兴办的一所速成教育学校，创建于1902年。学校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作为留学预备，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基础。

鲁迅弟弟周作人曾留学日本，记叙弘文学院：“那里普通科，期限两年，毕业后可以升考各专门学校。”^[6]

《鲁迅年谱》记载：“鲁迅1902年4月4日抵横滨，下旬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于弘文学院日语班。”^[7]鲁迅在弘文学院修业两年。

综上，沈一奇1906年去日本，弘文学院普通科期限两年，因此沈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时间应是1906—1908年。

下文将介绍沈一奇1908年被选为清政府海军留日学生，学习轮机科，其在弘文学院学习也只能到1908年，亦是佐证。

至于张謇在1912年信中说沈一奇在日本学习海军六年，应是笼统说法，将沈在弘文学院的两年留学预备，也包含进去了。

三、学校有误

施文称“1907—1910年，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即现在所称的造船系船舶机械专业）学习。”

这里就读学校有误。沈一奇在日本1908-1914年，先后就读东京商船学校和日本海军炮术学校，而非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注：东京商船学校，前身是1875年设立的私立三菱商船学校，1882年改官立，改称东京商船学校，是培养海军人才的预备学校。日本海军炮术学校，因1907在横须贺设置，亦称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考证如下：

晚清政府培养海军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向国外派遣海军留学生。

清政府海军当局在“1908年4月派学生罗致通、夏昌炎……等27人；……余际唐……沈一奇……等23名赴日本肄习航海、轮机各技术学习。”^[8]可知沈一奇1908年在日本开始学习海军，因沈1906-1908年就已经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他应是就地转入学习海军。

清朝海军留日学生，学习海军知识分为三个阶段，即“商船学校的基础教育、海军诸学校的实务教育与乘舰航海练习等。”^[9]三个阶段学习具体如下：

“海军留日学生进入日本商船学校后，分别到航海科和机关科学习。……两科学生还须在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一段时期的铳队教育。”^[10]

（注：机关科亦称轮机科、管轮科，涉及船舶机械专业。）

“清朝学生于海军炮术学校入学后，将分成将校科与轮机科两班……修完海军炮术学校、海军水雷学校、海军工机学校课程的学生，将被授予修业证书，享受与日本海军士官候补同等的待遇，再乘坐日本军舰巡航于日本、中国、朝鲜沿岸，进行6个月以内的海上实务练习等。完成以上海军诸学校的所有课程与航海练习后，日本海军省即把留学生们交付给清政府。”^[11]

海军留日学生完成上述三阶段学习，才能最终毕业，以下资料也能佐证：

“1906年……福州船政学堂只有周志祖一名海军学员被选派赴日学习。他到日本商船学校、横须贺海军炮术鱼雷学校学习，后到严岛津轻水练舰上实习，共计6年之久。”^[12]

据以上留日海军修业流程，沈一奇学习海军，要先入东京商船学校，后入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

沈一奇的同一批海军留日同学余际唐“先后毕业于东京商船学校及横须贺海军学校。”^[13]也能旁证。

日本海军炮术学校留日学生名簿表和修业概况表，有沈一奇修业记载：“沈一奇（江苏海门）……海军炮术学校第4期（轮机科）……在校期间为1913年11月17日-1914年3月30日……“津轻”舰上实习期为1914年4月9日-1914年7月15日。”^[14]

1914年沈一奇在“津轻”舰上实习结束，完成海军学业，海军留日学生1914年毕业名单^[15]里有他的名字。

令人费解的是，上文张謇1912年致唐文治函，称沈一奇在日本学习海军“以最优等毕业”，为其荐职。而实际是沈一奇要到1914年才完成海军学业，这岂不矛盾？

继续查阅资料，找到答案：

“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第二次被派遣赴日留学的25名轮机科学生当时还在海军炮术学校留学中，闻讯后全体皆中途回国而未能获得毕业。至1913年5月，北京政府海军部再次对日方提出送他们赴日，继续完成在海军炮术学校未完成的学业。……于是，11月7日……日本海军炮术学校的第4期留学生被派往日本，重新进入该校学习。”^[16]

（注：清政府派遣海军留日学生，第一批次是1906年，第二批次是1908年，沈一奇是第二批次。）

可见受辛亥革命鼓舞，沈一奇海军学业尚未完成，就在1911年10月提前回国，为国效力。

沈一奇和张謇都是海门常乐人，沈在留学前曾是张謇盐业公司下属，且张謇又是爱才之人，所以张謇1912年向吴淞商船学校推荐沈当教员。

至于张謇所言沈一奇“以最优等毕业”，应是沈1911年东京商船学校毕业，在该校修业三年，而不是整个海军学业完成。

海军留日学生东京商船学校修业三年，有资料可证：“光绪三十二年谢刚哲……初入东京商船学校，专习航海轮机等课程，三年期满，先生以第二名结业。”^[17]

但沈一奇并未去吴淞商船学校任教，该校“1912年教职员名单”^[18]没有他的名字。

据上文资料，沈一奇1913年11月返回日本继续修业，直到1914年7月完成海军全部学业，最终毕业。

最后笔者猜测，施一鸣先生撰写的《同盟会员沈友兰其人其事》，可能是沈一奇家族的口述史料整理文。口述史料因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发音问题，往往会导致一些记载错误，比如沈一奇留日同学余际唐，在口述时因发音一样，施文就误写成“俞济堂”。

因此对于口述史料整理成文，一定要先结合文献资料来验证口述史料是否准确，尽量减少一些错误，这也是对所记载的历史人物负责。

（作者系海门市张謇研究会、历史学会会员，工作单位：江苏省包场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13]任一民：《四川近现代名人录》第146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

[2]重庆市荣昌县志编修委员会：《荣昌县志》第10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3][4]李明勋等：《张謇全集⑧》第587页、第62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5]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一卷》第90-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6]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81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7]王观泉：《鲁迅年谱》第14页、第1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

[8]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第26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9][11][14][16]冯青：《中国近代海军与日本》133页、第134页、第136-137页，第13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黄福庆：《清末留日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71年第10期。

[12]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八编》第56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15]杨志本：《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上》第501页，海洋出版社，1987年。

[17]萧继宗：《革命人物志第十五集》第432页，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76年。

[18]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同学会：《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史》第17页，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下图为上海交大藏1912年致唐文治函手迹